10月23日晚，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做客成人直播阿里巴巴报告厅，发表关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的主题演讲，与学员探讨当下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剖析“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并解读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

他的通识课涵盖众多热点问题，如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土地财政、中等收入陷阱、通胀压力、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等等，条理清晰，抽丝剥茧，令学员收获颇丰。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机遇和挑战

首先，刘伟教授介绍了“新常态”经济的概念。“新常态”是习近平主席在总结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使用的名词，新起点、新变化、新机遇、新挑战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新常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2014年人均GDP有望超过7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在新的起点上，GDP增速明显放缓，经济发展的条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宏观经济总量总体上看，最突出的变化是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刘伟教授表示，“供给方面，各种要素的成本上涨，如土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污染治理。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的成本提高，要从简单的模仿学习转为自主研发和创新。而需求方面，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疲软，如果不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就会导致产能相对过剩、经济泡沫甚至社会危机。所以，国民经济的结构升级的迫切性很强。”

这种新变化就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刘伟教授用数据展示了其他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历程，论证了中国离现代化只有一步之遥，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指日可待，此为机遇。而拉美漩涡、东亚泡沫、动荡的西亚北非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体现，此为挑战。

析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

接下来，刘伟教授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宏观经济学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总量问题，而总量失衡和总需求和总供给有关，需求大于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供给大于需求，购买力不足，过多的商品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不景气，高失业。所以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平衡。”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刘伟教授划分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到1998年，供给不足，通货膨胀，1984年、1988年和1994年的抢购风潮便是代表，所以需要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第二阶段，1998年到2010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出口锐减，加上内需疲软，产能过剩，使得失业率上升，所以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以扩大内需。第三阶段，2010年10月至今，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被称为双重风险并存，也就是西方的“滞胀”，所要求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相反的，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全面深化

为何会出现双重风险的局面？刘伟教授认为，经济下行风险的直接原因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出了问题。经济危机以来，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扩大了需求，使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但长期而言，还是应该靠市场和企业的力量。“政府投资要靠财政，税收不够就靠地方融资平台，用土地财政作担保，存在很大的债务危机的隐患。另外，财政赤字过大时，政府增加货币供给，本质上是增税。过多的顶层设计和产业扶持政策导致重复投资，产能过剩，低效率。所以投资需求靠政府拉动有局限性，不可持续。而靠企业拉动的投资就引申出国有企业融资易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而消费需求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分化。宏观上，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资本盈余的增速远高于劳动者报酬增速，十二五规划特意强调居民收入增长要和GDP同步，可见消费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如果要减少税收，就要涉及到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这样事权和财权才能协调。中观是结构问题，农民占劳动者总数的33%，农业产值却只占GDP的9.8%，微观层面，农业和非农业劳动者收入差距大，导致城乡差距大，进一步导致地区差异大，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可能长期维持在0上下。

而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较大，其原因较为复杂，是需求拉动通胀和成本推动通胀的共同作用。经济危机后，刺激政策释放出很大流动性，M2和GDP的比重甚至达到195%，刺激了需求，但经过一个滞后期就会拉高物价。另外，我国对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很高，大宗商品的上涨导致了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其次，长期的贸易顺差和强制结汇政策也增加了货币供应。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局限性与主要趋势

刘伟教授指出，在双重风险的局面中，宏观政策的调整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前提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的组合。财政是扩张的，目的是保增长，保增长的根本是保就业。货币是稳健的，目的是防通胀。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的有效性可能相互抵消，但这种搭配一定时期内不可改变，被称为稳中求进。其实我们能够讨论的和调整的，就是在松紧搭配的框架内，讨论松紧搭配的力度，也就是现在人们讨论的政策的上限、下限。”

最后，刘伟教授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根据自己以往的调查和取证，对宏观调控的上限和下限做出预测。他认为，通胀的上限是5%，对应的GDP增速上限是8%，而失业率不能高于6%，为保证2020年的总量GDP和人均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GDP增速下限是6.8%。